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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尽头:混沌中的十大决定因素——展望未来十年 投机少爷

混沌,隧道,尽头,因素,未来,十大时间:2021-03-24 21:45:07浏览: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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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隧道的尽头:混沌中的十大必然——展望未来十年

本文讨论的与其说是十个确定性,不如说是贯穿未来十年的十个约束条件。在经济规划中,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决定了最优解

文本|陈绍禹·菲达

编辑|苏琪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混乱使企业“不再走向隧道尽头的光明,而是在迷雾中摸索出路”。

——中国欧盟商会《2020-2021年企业家信心调查》

2008年的金融危机触发了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内生修复机制,以贸易和资本流动规模(相对于GDP)衡量的全球化水平开始萎缩。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采取了非常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美国在后危机时代引领了复苏进程。欧盟经受住了解体危机,欧元挽救了危险,欧元区内部结构性失衡得到有效缓解,边缘国家的国际收支赤字和财政赤字大幅趋同,欧元区呈现“德国化”特征。中国的一篮子稳定增长措施也为全球复苏做出了积极贡献。尽管全球经济幸免于大萧条,但它未能摆脱长期停滞的泥潭。债务积累已经成为抑制利率、价格和总需求的长期因素。

2016年,英国退出欧盟公投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政治力量顺势而为,成为全球化和经济再平衡的第二股力量。多边主义陷入危机,双边主义取而代之,民粹主义横行。美国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给中国贴上“修正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从贸易到金融,再到制度和意识形态,中美冲突越来越明显,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徘徊在“新冷战”的边缘。欧盟对华外交立场也由温和转为强硬,将中国定位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在对华经贸关系中强调“对等”原则,改变以往政治意识形态中立的立场。中国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主线,通过扩大对外开放解决中美冲突,应对全球化逆流,从而在实现经济“软着陆”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之间取得平衡。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从天而降,第四波全球疫情蔓延高峰尚未到来。疫苗的推出和拜登的当选是抗疫的双重好处,第四波是“最后一战”。但其影响将是深远的:去全球化将遭遇第三次冲击;价值链的区域化和分散化特征会更加明显;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会更加严重。甚至会成为压垮“新自由主义”的最后一根稻草。美国对中国的立场不会因为民主党执政而改变。英国退出欧盟为欧洲一体化留下遗憾,但并没有阻碍“欧盟2.0”建设欧洲的信念,反而加强了成员国协同行动的能力和效率;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新时期的改革目标和任务,以及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国建立了“国内大流通为主体,国内国际双流通相互促进”的双流通发展新格局。增强创新动力和释放内需潜力将是两个基本点,这将有助于中国和全球经济再平衡。

我们总是处在一个确定性和混沌的时代,但有人看到“确定性”,有人看到“混沌”。这取决于观察者的历史观。历史足够长,未来看起来像一条直线。十大确定性将塑造21世纪20年代的基本轮廓。

一是世界面临“金德尔博格陷阱”的挑战,类似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公共物品与安全资产的差距。中国可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必须与国际收支逆差相对应。

经济史学家金德尔·博格(Gindl Borg)在解释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时期的世界混乱时认为,混乱的根源在于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和金融地位不匹配。一方面,随着制造业和经济实力的下降,英国向世界提供金融公共品的能力正在下降;另一方面,19世纪末,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最重要的制造国,但在金融方面,美元并没有取代英镑,纽约也没有取代伦敦,美国未能向世界提供金融公共产品。虽然美元早在1925年就取代英镑成为最重要的储备货币并确立了其金融霸权(埃肯·格林,2011),但美国奉行的是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和保护主义贸易政策,直到二战后其金融霸权才趋于稳定。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愿意但没有能力提供公共物品,美国有能力也不愿意。金德尔·博格(Gindl Borg)认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国之间的权力和责任不匹配被视为全球秩序混乱的根源。Nye J .称之为“金德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形容世界上缺乏领导者和公共物品提供者导致的混乱状态,安全资产短缺成为常态。

奈还认为,中国崛起后的趋势可能不是显示实力,而是显示弱势,即不愿意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从而导致世界再次陷入混乱,就像特朗普经常批评中国自称“发展中国家”,获得优惠贸易条件一样。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预计未来5-10年将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经济体(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早在2014年就超过了美国)。然而,人民币的国际化水平和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与经济实力并不匹配(图1)。这是对世界上缺乏公共物品和安全资产的一种解释。

图1:中美之间不对称的经济和金融力量

数据:经合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近年来,中国显著加快了金融服务业的开放,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取向也与综合经济实力相匹配,这将缓解全球失衡。事实上,经过十几年的调整,全球失衡已经明显缓解,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左右。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预测,2019年中国将首次出现-0.3%的赤字(实际值为+0.99%)。此外,随着中国向消费型经济转型,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到2030年,中国的赤字可能达到GDP的-1.6%和-420亿美元。面对新冠肺炎肺炎的影响,全球复苏周期错位,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再次飙升,但这种局面是不可持续的。“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将加速内需潜力的释放,国际收支将趋于长期平衡,逆差时有出现(图2)。

图2:中国人口结构、储蓄和国际收支之间的对应关系

数据来源:联合国、中欧倡议、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第二,中美面临政治上修昔底德陷阱和经贸关系上萨缪尔森陷阱的挑战。两国在经济、金融、科技等方面的竞争,以及关于治理模式的争论还将继续。

哈佛大学的艾利森教授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并将其应用于中美关系的分析。在他调查的16个大国中,爆发了12次战争。虽然主流观点认为中美之间不太可能爆发“热战”,甚至美苏之间也不太可能爆发“冷战”,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崛起对全球秩序的挑战和美国构建的话语权是真实存在的,并将长期存在。

一般认为,21世纪的中美经济技术竞争,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俾斯麦领导下的德意志帝国和大英帝国的经济技术竞争高度相似。寿城大国建立了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制度。他们都认为自己受到了不断上升的国家主导型经济的挑战,他们都选择用适得其反的单边关税来攻击后者。当然,它也包括更复杂的手段,如标准制定、技术限制、金融制裁和军备竞赛。今天的中国被视为前德意志帝国,1871年统一后的德国和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也迅速实现了工业化。从长波技术来看,目前处于第六次技术浪潮(工业4.0)的引进期。5G等技术标准的竞争是大国的战场,就像上世纪初英国和德国在无线电通信标准上的竞争一样...

这两个时期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发现许多不同之处。这些相同点和不同点的结合可能并不能清晰地指导未来。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经济上,中美不可避免地进入“冲突区”,因为中国逐渐具备了制定规则的能力,并在曾经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取得了领先优势(Gomorry,baumol,2019)。虽然合作仍然是最优解,但合作策略是在冲突和讨价还价中形成的。因此,虽然竞争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有限的合作仍然值得期待,以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第三,新冠肺炎爆发是一次社会实验,不仅揭示了全球价值链的脆弱性,也暴露了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无论谁执政,美国两党都需要解决同一个问题,唯一的区别在于解决方案。拜登和他的团队成员有明显的进步主义倾向,旨在促进美国罗斯福式的新政。

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美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不平等,并将进一步加剧这种不平等。在经济上,低工资阶层受到的影响明显大于高工资阶层。前者失业率大致是后者的三倍,复工复产进度也明显缓慢;在社会上,白人的死亡率是新冠肺炎最低的,非裔美国人的死亡率是白人的3.8倍。文化程度低的人失业率更高。政治上,疫情防控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研究发现,与老年居民比例、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比例、经济健康状况或医院重症监护室床位供应等指标相比,州长所在政党是早期采取社会隔离政策的最重要预测因素。疫情暴露了美国社会安全网的缺陷,增强了人们对“大政府”和扩大政府支持的医疗保健和失业保险计划的偏好(里斯-琼斯等人,2020)。因此,拜登在竞选中宣布,他将为所有美国人执政,缩小贫富差距,结束阶级对立和意识形态冲突,以保护劳工权利和扩大中产阶级为己任。他甚至称外交政策为“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在今天的美国,贫富两极分化的程度已经回到一战前夕,而且有可能进一步扩大。美国可能正面临“动荡的二十年代”(戈德斯通&图尔钦,2020)。

第四,美国的阶级对立和政治意识形态分歧达到了二战以来的前所未有的高度,两党似乎还没有准备好采取一致行动。如果两党不能在内政问题上达成一致,拜登的进步计划将难以实施。如果共和党在2024年再次入主白宫,可能对美国乃至全世界都是一场风暴。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总统能做什么,不仅与他的个人智慧和履历有关(是否曾在国会任职等)。),但更重要的是国会两党席位的对比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如果总统的政党完全控制参议院和众议院,那么执政效率最高,席位优势越大,效率越高。典型代表是罗斯福政府。虽然共和党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但民主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都有绝对的发言权。这是罗斯福新政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条件。第二,如果总统的政党只是部分控制国会,但两党立场高度一致,行政效率会更高。反之,如果双方意见高度不一致,效率就会显著降低。第三,如果国会完全掌握在另一方手中,意见不一,那么总统的行政空间只有行政命令,通过立法提案的可能性极低。

政策连续性对于稳定市场预期至关重要。在美国两党政治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政党控制权力的时间和程度。由于最高法院的法官都是终身的,白宫和国会之间的权力分配至关重要。1919年至1933年,共和党完全控制了白宫和国会;1933年至1947年,被民主党取代;从1956年到1981年的26年间,两党有一个“蜜月期”,立场相对一致。里根之后的八年多时间里,没有一个政党拥有绝对优势。这30年来,轮流“坐村”的现象越来越频繁,获得绝对话语权的持久性越来越差,双方的意识形态差异越来越明显。这不仅使政策目标趋于短期,也使在任总统难以平衡两党的诉求。因为,如果过度妥协,很可能会遭到自己党的反对,很难连任。

皮尤调查显示,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两党的政治光谱呈现出民主党左倾、共和党右倾的趋势,两党的交集越来越小(图3)。虽然最新结果是在2017年,但这一差距在特朗普任期内明显拉大。两党选民对特朗普的个人支持率差距在二战后达到顶峰。共和党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为87%,仅次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88%。然而,民主党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低至6%,为战后最低(皮尤,2020)。很难在短时间内收敛这种观念上的差异。

图3:美国两党的意识形态分布

资料来源:皮尤,2017年。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虽然民主党在2020年的总统选举和国会改选中都获得了胜利,但也算不上势不可挡。特朗普仍然赢得了46.8%的普选,共和党也缩小了众议院的席位差异,保持了参议院的“权力平衡”(参议院席位比例为50:50)。如果分歧大,移民、金融监管、最低工资、环保、医疗等问题需要60票才能立法,那么共和党还是有很大的约束力的。不知道2022年国会改选和2024年总统大选会发生什么。尽管新冠肺炎爆发赢得了中间派的支持,少数共和党人改变了立场,但两党意识形态的完全融合需要更多的“粘合剂”。

第五,贫富分化将长期持续,仍将是抑制有效需求、阻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经济不平等不仅是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不平等的结果,也导致了政治动荡和社会动荡。

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国家在一战后由“大压缩”转向“大分化”,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越来越严重(图4)。其中,美国最为突出,目前的贫富两极分化程度与一战前相同,最高1%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20%,最高10%,最低90%各占一半。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更为严重,前1%的富人阶层约占40%。这种局面是在全球化、金融化、技术进步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政府要么推波助澜,要么放任自流,或者至少施加微弱的反对力量。市场自然会拉大贫富差距,因为市场规律接近“弱肉强食”。美国历史上的两次贫富分化形成于自由市场观念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一次是南北战争后的自由放任,二次是70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然而,我们并不认为贫富分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被垄断资本和精英包裹的政府政策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政府鼓励移民、放松金融管制、降低最高边际所得税率、降低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等政策,都扩大了贫富两极分化。

图4: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开始加剧

资料来源:皮凯蒂,2020,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基于对从原始社会开始的全人类不平等历史的考察,Schairdel认为,暴力休克是纠正不平等的关键力量,可以概括为“四骑士”:大规模动员战争、革命革命、民族衰落、致命传染病。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典型的例子。“一系列因素,如物质损害、没收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通货膨胀、对全球商品和资本流动的损害等。,结合在一起,消灭了精英的财富,重新分配了资源。与此同时,它们也是平等政策变革的独特而强大的催化剂,为选举权的扩大、工会和福利国家的扩大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再比如前苏联的十月革命,罗马帝国的衰落,黑死病,都取得了很大的压缩。

目前,美国正面临霸权解体、经济衰退、阶级冲突、新冠肺炎爆发肺炎等多重冲击。拜登能否凝聚两党意志,推进自己的进步计划,将决定美国走向何方。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将在很多方面凝聚两党共识,比如产业链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贫富分化对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在后新冠肺炎时代,医疗产业链和社会保障体系可能会获得二战和冷战时期的军工地位,民主党势必大做文章。关键问题是,政策连续性如何?

第六,量化宽松政策短期内难以退出,将维持零利率/低利率环境。政府很难摆脱对低成本债务融资的路径依赖。央行的利率曲线控制和大规模购买国债被认为是现代货币理论(MMT)的应用。过去10年的低通胀环境是MMT的沃土。未来十年,可能的再通胀将缩小MMT的空间,推高长期利率。

2008年金融危机已经过去12年了,但在后危机时代,经济似乎仍处于漫长的复苏阶段。新冠肺炎肺炎疫情的影响更严重。金融危机的一个长期影响是非常规量化宽松政策逐渐成为常规,政府以负利率或零利率向央行(或市场)融资成为常态。美联储(Federal Reserve)等全球主要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和政府债务杠杆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图5)。政府债务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在二战后达到顶峰(图6)。负利率债券的发行在2014年进入“快车道”,2016-2019年收缩,2019年下半年开始增加。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发行量大幅增加,现已超过18万亿美元,超过了此前的峰值。名义GDP增长率高于债务融资成本,这是消化债务、降低杠杆率的条件。因为需求方被贫富分化压抑,新技术浪潮会带动供给方。短期内,满足这一条件的方式只能更多地依靠货币政策来调节利率曲线。

图5:主要西方国家央行的资产负债表(1900-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皮凯蒂,2020,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图6:主要西方国家公共债务的变化(1850-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皮凯蒂,2020,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对于利率的前景,总体来说,总需求曲线的左移大于供给曲线的右移,会使中性利率保持低位;全球储蓄盈余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善,将继续打压核心资产提供的利率,对世界形成反馈效应;风险规避加剧安全资产短缺,安全资产收益率难以提高;“长期和平”时代的通胀预期、通胀波动性和期限溢价将保持低位;资本过剩和安全资产短缺似乎是一对孪生现象;政府债务的积累和融资需求的增加对利率上升形成了硬约束。数字技术和无现金社会的到来,也为名义利率突破零度以下的界限提供了可行性。短期来看,短期低利率或零利率会持续。中长期而言,通胀预期上升会使收益率曲线陡峭,对短期利率产生上行牵引,从而增加央行控制收益率曲线、为政府提供低成本融资的难度。

第七,在全球范围内,人口结构拐点已经出现(图7),劳动力短缺可能成为供给侧的长期约束。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国家和世界人口结构出现了“大逆转”:(1)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1946-1964年)的“婴儿潮”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持续到2025年,而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末进入老龄化社会;(2)刘易斯拐点早在2005-2010年就出现在中国,农村流动劳动力由过剩转为短缺,老龄化进程在2012年左右开始。达到峰值后,生产者/消费者比率迅速下降,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转为负数。由于这两个结构性转折点几乎同时出现,而且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限制,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受到人口的负面影响更大。刘易斯拐点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幅快速增长,对整个世界都是负面的成本影响。换句话说,在人口结构上,中国已经从通货紧缩的输出者变成了通货膨胀的生产者;(3)提高老年群体和女性劳动参与率的空间越来越窄,基本达到上限。印度和非洲将成为世界新增劳动人口的后备力量,但前者由于阶级等原因难以弥补发达国家和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后者由于地域划分等原因难以弥补。

图7:全球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主要发达国家和中国出现拐点

数据:联合国、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从全球来看,2015年生产者/消费者比率已经达到拐点,劳动力供给下降趋势将难以逆转。但是,劳动力短缺并不能保证收入分配中劳动要素的话语权会增加,因为“第二次机器革命”(Brian Joverson等人,2019)不仅可以弥补非熟练劳动力的短缺,还可以对部分熟练劳动力形成替代。如果政府不能调整收入分配机制,完善社会安全网体系,资本压制劳动力的局面将会持续。技术越先进,需求方越低迷。虚构的对话是最好的解释。福特CEO对工会主席说:“你打算如何让那些机器支付你的工会会费?工会代表谁行使集体谈判权?”工会主席回答说:“你怎么能让这些机器买你的车呢?”分散的工人很难一起行动,所以政府需要代表弱势群体进行平衡,而不是适应强势群体的需求。

八是价值链分工由全球化向区域化转变,形成“三大支柱”格局。亚洲、美洲和欧洲的中心国家是中国、美国和德国(图8)。美墨加协定(UAMCA)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以及欧盟的重生,将进一步增强区域分工体系的粘性。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创新将显著提高服务贸易的比重,并在不久的将来取代商品贸易成为主体。

21世纪以来,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分工和贸易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货物贸易仍然是主体,但服务贸易(如信通技术、知识产权、金融等。)而且数码产品越来越重要。根据麦肯锡的统计,如果将数字服务、商品贸易附带的服务、跨国公司子公司的无形资产纳入服务统计,2017年全球服务贸易的总增加值已经超过商品贸易的总增加值;另一方面,价值链模式的区域化趋势更加明显。一个突出的变化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显著提高,日本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亚洲贸易中心。

图8:全球价值链的“三条腿”模式

资料来源:孟等,2018;;世贸组织和经合组织,2019年,《2019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

2008年金融危机后,跨境直接投资增速放缓。2020年新冠肺炎的肺炎疫情进一步凸显了单一价值链布局的脆弱性。新技术的浪潮将弥补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短缺。除了比较优势和效率,国家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对价值链的影响将得到加强。因此,制造回报和价值链的分散分配将成为一个长期的主题。

第九,过去三四十年全球通货膨胀率的下降趋势和趋同(图9)是冷战结束、全球化、价值链贸易、技术进步、人口结构变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低通胀环境与贫富分化对私营部门需求的抑制密切相关,未来仍将发挥作用。然而,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曾经导致通胀下行的因素发生了重要转变,或者成为长期再通胀的助推力。

图9:经合组织和非经合组织国家核心通货膨胀率的变化

数据:经合组织,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基于美元信用标准的全球化是理解通货膨胀率的背景。产业内中间产品贸易的全球化、资本要素价格的下降、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和货币政策规则的变化都是解释全球通货紧缩和菲利普斯曲线变平的重要原因。但2008年全球化逆转,资本要素价格面临零利率约束,全球人口红利逐渐渐行渐远,老龄化社会的负担越来越重,货币政策悄然减轻了稳定通胀的重量。货币当局不仅面临着更复杂的权衡,还需要谨慎地保持其独立性。这些因素就是呼吁通胀回归和菲利普斯曲线“复活”的力量。

各种因素的叠加无疑提高了通货膨胀的上行压力,但再通胀是否真正实现,取决于它们与债务陷阱、贫富分化、新技术革命等因素的共同努力。债务和贫富分化是抑制总需求和名义利率的重要因素,进而导致过去十年全球经济停滞,短期内难以缓解;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革命,很可能缓解劳动力短缺的压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两个方面,从需求方和供给方来说,打压的是价格或者工资。总的来说,与正需求冲击相比,负供给冲击,如商品价格的持续上涨,更有可能成为通胀中心向上运动的驱动因素。考虑到今年的特殊情况,明年通货膨胀率可能会一脉相承,然后逐渐下降。但除了大规模战争等极端情况外,通货膨胀率长期在5%以上的概率仍然不高。

第十,第六次技术浪潮已经到来,但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不确定。私人部门有效需求不足是一个长期问题,全球经济很难回到二战后的“黄金时代”。

从《康博》的解读来看,2010年前后,新一轮的工业革命可能已经进入了引进期。每一轮科技革命都有不同的能量。这不仅要看科技革命本身的性质(重还是轻),还要看能有多少国家参与。全球经济增长的高峰在二战后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时期,基础产业有石油化工、汽车(从第三次开始)、计算机等。这些行业都很“重”。同时,许多工业化国家都经历了“再工业化”的过程(美国除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也参与其中。因此,战后黄金时代在一定程度上聚集了人类四次工业革命的成果。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也是由于吸收了五次科技革命的成果。我们的一个长期经验是,在后发展国家的崛起过程中,实现持续20-30年的高增长的机会只有一次,因为这一次是历史上所有科技革命成果的汇集。发达国家和中国可能不会回到持续高增长的状态,除非再次出现悲剧性的毁灭性影响。

图10:新的技术浪潮已经到来

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是“技术-经济”的范式革命。它对经济的作用方式包括:创造全新的产业;摧毁传统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国家能力是由科技创新的力量形成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后发展国家想要赶超曲线,还是先发展国家想要保持领先地位,前提都是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创新浪潮的领导者,而这又反过来要求它们成为主要创新(也称基础创新)的发起者,而不仅仅是主要创新的再开发和应用。未来,大国之间的技术竞争将进入白热化阶段。技术标准和行业规则的制定不仅决定了哪个企业成为行业的领导者,也决定了谁能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

中国过去长期实施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战略是一种追赶战略,有助于发挥后发优势。但是,随着追赶空间的缩小和以美国为代表的第一发展中国家对核心技术控制的加强,中国必须打破路径依赖,弥补基础科学、基础研发和骨干创新方面的不足,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占据主动。

任何预测都不是无条件的。历史的必然性一直是一个无法证伪的命题。上面讨论的与其说是十大确定性,不如说是未来十年的十大约束条件。在经济规划中,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决定了最优解。前者相对稳定,后者不变,所以塑造未来的是后者,尤其是关键变量的拐点或“黑天鹅”事件的持久影响。均衡可能是多重的,囚徒困境中的次优均衡在现实中更为常见。

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二战后国际经济秩序转折的关键节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审视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反思全球化和金融创新的福利和分配效应。于是,去全球化成为新趋势,英国退出欧盟和川普当选美国总统既是结果,也是“加速器”。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了美国大选的结果(巴西尼,2020),凸显了社会安全网的重要性。它的认知影响会影响到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值得我们深思。

2020年太可怕了。2020年会发生什么?唯一的愿望!

(余韶是东方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和总裁助理;陈达飞是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的主任和宏观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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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阮路阳阮路阳@ caijing.com.cn本文为《财经》杂志原创文章,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或转载。如需转载,请在文末留言申请授权。回搜狐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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